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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往往使用繁殖种群的概念来指代物种的群落，因为地方繁殖种群通常等于人类聚落如营地、村庄或城镇，并且这些地方通常由血缘、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联结成有效的适应组织。因此瓦达和拉帕波特提议把种群(populations)概念用于生态人类学研究。霍莱认为，种群往往是由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相联结的巨大的地方群体。.生态人类学家研究的种群的空间形式，其实与汉人人类学的社区有很多重合，只不过前者更关注生态与社会的关系，倾向于量化分析;后者更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倾向于历史和人文主义的研究。基于中国社会是复杂社会的事实，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历史关联，所以具有历史感的地方叙事是必需的。在研读历史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和分析田野资料中可以发现，传统时期的国家和社会的联结，竟然是以农业生态为媒介的。帝国的皇帝、朝臣承袭由来已久的劝农惯例，都无一例外地敦促人们开垦荒地、繁殖人口，帝国的官员在其任期内可能会参加各种各样、数量惊人的农业生态仪式，并且从他们的奏折和疏文中可知生态以及粮食对帝国来说有多重要。在洮州以禳镇冰雹为主题的迎神赛会上，在干旱祈雨的仪式上，地方官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从历史和生态视角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为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和有新意的视角。

我们已经看到了汉、藏、回人类群体因各自文化传统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取食方式，但群体或者社会组织之间保持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互动呢?我仅以群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与互助关系来说明。

2.4.1竞争与恐怖的联想

竞争的极端形式便是同类相食，是人类群体间极不寻常的关系。同类相食大致有以下原因:一是饥饿，一是追求荣誉或地位。洮州社会未曾出现因追逐荣誉而“猎人头”的事件，但因灾害引起饥饿吃人甚至鬻子而嚼的说法是存在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的五六年内，洮州旱、雹不断，树皮、草根食之殆尽，人相食，外逃度荒者甚众。”历史上某个时段出现的恐怖景象并不是过眼烟云，它以民间口承的方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铭刻在内心深处，并在日常行为中产生影响。

因战争引起饥饿和生存危机的恐怖景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很大影响。同治三年(1864)的陕西回民起义与洮州回民起义相联动，从而引发旷日持久的族群冲突，洮州汉族称之为“同治回反”，民族隔阂日深，屠杀日烈。其中，除了政治和教派门宦的原因，生态环境包括人口压力和人地关系紧张是引起社会动荡的内在因素。从顺治到康熙年间，清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政策，减免土地税，确认开垦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这造成本地人口生殖日繁，同时外来人口蜂拥而至。在19世纪中叶以前西北又出现一次移民浪潮，这是晚清社会无情的人口压力的征兆。与此同时，嘉庆年间出现在华北的白莲教起义使清政府走向混乱，紧接着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事集团广泛孕育而生，出现士绅武化现象。人们为了躲避社会动乱，出现了移民浪潮，于是甘肃在清嘉庆时期出现“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的状况。一般认为，清代的人地关系须保持在1∶4的限度，即人均土地不得少于4亩，洮州边地山高气凉加之雹灾，还要考虑“折亩”问题，以3亩折1亩可基本对等。对于西北回民起义，当时清政府认为是回族“生衅”与官吏处理不当所致;民国时期有学者认为是清政府挑拨回汉关系;现在流行的观点，说是在清政府的挑拨下民族矛盾激化所致。这些看法忽略了人与生态环境的问题，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口压力及其人地关系。六十几年后的民国十八年的另一场族群之战，也发生在藏回、汉回之间，政府当局称之为“回匪”和“回乱”。虽然“动乱”减少了人口，缓解了矛盾，但这是非常极端且违背人道的。历史上的血光之灾会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在日后阻碍族群间的正常关系。族际关系经过几十年的修复不再呈现对峙之势，但集体记忆难以瞬间泯灭。如当汉族人青苗会给龙神献祭时，回民说：“汉家娃娃日鬼呢，羊耳朵里灌水呢!”羊耳朵灌水是一种检验龙神是否喜欢所献祭品的技术和仪式。当回汉一起交际或共事时，汉族人会提醒道：“回回的饭吃话别信。”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是真实的，无须遮掩，正如回汉之间存在的合作与互助一样真实，亦无需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