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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奏稿：论海防》：

“……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泛，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有鉴于此，不得不思毖于后。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而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昔人云：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此人所共知，而今日大局之万不可缓者也。臣等悉心公同商酌，谨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详加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一月内奏复，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如臣等所拟各条，佥议相符，即应确要筹办；如各条外别具良策，亦即一并奏陈会议，均于议定后请旨遵行。总期实备精求，务臻有济，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清宫档案：二月二十日上谕》（第二次海防大筹议）：

“……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都兴阿、沈葆桢、李鹤年、李瀚章、英瀚、林义哲、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睿、刘坤一、丁日昌、王文韶、陈湜，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不许空言塞责！”

《翁同龢日记》：

“……是日至内阁奏事堂会看复奏稿。……海防一事，余亦曾拟一稿，李兰荪尚书以为不妥，又易新稿。……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行，林义哲此议一出，颇有附和者。真是儿戏。……购置铁甲舰一项，固不可轻于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礼邸复奏添设轮船，辅以陆兵，裁撤旧式木船以专养轮船，铁甲船应俟林义哲购到后观其实效。再行续买。筹饷一项，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断不可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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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年初的中国政坛可以说相当热闹，在关于海防筹议的上谕下达之后，大臣们上奏的奏折便如同雪片般纷纷而至。而议论的内容也是风生水起。

两江总督钦差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沈葆桢，亢声强调“海防为当今第一要务”，力主优先整治海防，兴办海军。

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担心的是朝廷犯“因循姑息”、“凡事扯皮”的老毛病，他特别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与维持，毋望往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终，坚苦贞定，历之永久，而无或稍渝，斯公忠同尽，自强之效。有操券可卜者。”

闽浙总督李鹤年则提醒说：“闻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此弊诚所不免。”

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乃至奉命检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则认为：与其加强海防。还不如“整饬长江防务”，以为“东南久远之计”。

盛京将军都兴阿虽认为筹防应“以水陆兼练为主”，但“尤宜急练陆兵之法”。至于造船，可先由江南制造局试造，然后再酌量增添。”

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东南沿海的“海防”与西北边疆的“塞防”之间，难置可否，似有更重“塞防”之心。

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却分析说：俄国乃最大的威胁，明确倾向“塞防”，鼓吹用兵新疆。同时，还提出东北地近俄国，应对大清“龙兴之地”的安危加以关注。